中國行政學三十年的範式變遷:從行政管理到公共治理
來源:中國行政管理雜志 更新時間:2019-07-27

 摘 要:“三十而立”,總結和反思行政學恢複30年來的發展狀況,是明确我國行政學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課題。本文通過對1986-2016年出版期刊論文的CiteSpace可視化文獻計量分析和著作的内容分析,探讨了過去30年我國行政學的範式變遷和研究主題變化。研究發現:(1)在過去30年裡,行政學大緻經曆了四個變遷階段或研究範式,且各階段的研究主題各有側重——1986-1992年的行政管理側重于研究一般行政管理和民族關系,1993-1997年的公共行政側重于研究強調公平的公共行政和社會管理,1998-2007年的公共管理側重于研究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2008年以來的公共治理側重于研究多主體參與的國家和社會治理;(2)我國行政學研究仍存在學習和簡單模仿西方行政學的問題,既有中國特色又能引領世界潮流的“中國範式”應是我國行政學今後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中國行政學;範式變遷;研究主題;可視化分析

作者簡介:楊立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常多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導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學科發展亦是如此。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我國行政學的發展經曆了頗為曲折的曆程。行政學在建國之初的高等院校調整中和其他一些社會科學學科一樣被取消,直到1979年鄧小平明确提出我國的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要趕快“補課”後,中斷30年的行政學才在1986年開始恢複。在過去的30年裡,行政學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問題。[1][2]對這一發展曆程進行客觀梳理、總結和反思,是推動學科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行政學發展曆程的研究中,學者們基于不同的數據,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了不同的階段劃分和特點總結。根據分析數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主要可分為無量化數據的規範研究和基于文獻的量化研究兩種。在規範研究中,分期法是學界常用來分析學科發展曆程的重要方法,主要根據學科曆史中關鍵概念的辨析或重要事件進行階段劃分。[3]例如,薛瀾等根據學科研究焦點和方法的不同,陳輝結合曆次政府機構改革,進行了不同的階段劃分。[4][5]在量化研究中,學者們主要選擇特定年限和特定期刊的論文或博士論文等,針對某些方面進行定量分析。例如,薛瀾、何豔玲、楊立華、呂芳等先後通過選擇《政治學研究》《中國行政管理》等兼具專業性和權威性的期刊所發表的論文,定量研究了學科在不同時期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及存在的問題等;[6]-[9]敬乂嘉、陳振明等則先後對我國不同時期的行政學博士論文進行了比較分析,評估了其研究方法、論文質量等。[10]-[12]

已有研究在幫助了解學科發展曆程和特點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仍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在研究時間方面,大部分研究沒有涵蓋1986年以來行政學30年(1986-2016)發展的全曆程。其次,在研究數據方面,僅選擇部分期刊或博士論文等單一數據形式進行分析。最後,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的量化研究仍主要屬于相對簡單的頻次統計或人工整合,客觀性和直觀性還有待提高。為了彌補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進一步擴大研究時間(包括1986-2016年)和數據(包括期刊論文與著作),并運用專門文獻分析軟件(CiteSpace軟件),以求更為全面客觀地梳理學科30年的發展曆程和特點。主要回答的問題是:(1)恢複重建30年來,學科經曆了怎樣的發展階段(或研究範式)?各階段的研究主題特征主要是什麼?(2)學科發展範式還存在什麼問題?該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二、概念界定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提出的範式概念大體上具有綜合和局部兩種用法:綜合的用法指學科研究所共有的模型或範例,指導着學科的常規科學活動,是衡量學科成熟(即成為常規科學)的标志;局部的用法則指學科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所遵奉的“範例”,集中表現為學科在不同發展階段通過聚焦不同核心理論、主題和方法等形成的不同研究形态。[13]由于行政學在中國的發展才剛剛開始,還遠沒有發展到“常規科學”階段,因此本文取其局部的用法,即通過分析學科各個時期研究主題的變化,探讨學科研究階段變遷。(此處借用庫恩的範式概念是一種基于論述和研究便利的“方便選擇”,如有讀者不同意這一用法,可将其簡單等同于“階段”或“主要研究主題”等。)

另外,在中文中,由于學科名稱翻譯差異,人們常常将英文學科名“public administration(PA)”對應于不同的中文學科名,導緻學科擁有諸如行政學、行政管理學、公共行政/學、公共管理/學等諸多中文名稱。[14]-[16]為了讨論方便,本文統一稱“行政學”。同時,為了幫助人們正确區分作為學科名稱的PA和基于不同研究流派、取向等(或說研究範式)形成的其他學科術語,本文将這些術語的英文來源和中文翻譯、英文出現時間、時代背景、主要内容或特征等進行了初步整理(見表1),以為後文的範式分析和中美對比奠定基礎。

三、數據收集、研究方法與分析框架

(一)數據收集

研究數據主要包括期刊論文和著作兩部分。其中,期刊論文選取中國知網數據庫。在學科分類方面,将所屬學科限定在社會科學輯中的“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共得到1986-2016年間發表的期刊論文30餘萬。由年發表量呈波動上升的趨勢可知,學科在過去三十年得到了迅速發展。著作則選取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數據庫。本文将檢索範圍限定在與行政學關系最密切的分類“國家行政管理”(D035),逐年統計1986-2016年間的出版數量,總計約1800餘本。

由于論文與著作數量均較多(共計30餘萬),研究質量參差不齊,本文主要選擇具有代表性的高影響力論文和著作作為樣本數據,以直觀清晰地展示學科研究主題的變化。需說明的是,雖然經典著作對學科發展非常重要,對學科發展的作用常大于期刊論文,但由于我國行政學恢複時間尚短,目前還主要在國外著作基礎上展開研究,還缺乏較經典的著作;同時,即便有經典著作,其研究主題變化也常可以通過更具時效性的期刊論文主題變化來體現,因此,本文主要以期刊論文數據為主初步得出結論,以著作數據為輔進行驗證和分析。

具體而言,知網期刊論文的篩選通過“SCI”和“CSSCI”期刊類别和被引頻次抽取。通常認為,被引頻次越大,認可度越高,研究質量也可能越高。[31]同時,由于1998年前的數據尚無CSSCI分類,因此論文數據抽取又分為兩階段:1986-1997年和1998-2016年。首先,通過估算,1998-2016年間每年“SCI”和“CSSCI”論文約占當年總發表量的10%。基于此選擇1986-1997年每年論文發表總量的10%作為研究數據。其次,在被引頻次方面,選取被引排序前10%的論文進行研究。最後,由于被引頻次受發表年份影響,即發表越早,被引頻次可能越大,因此按年份進行等比例篩選,即對每年論文按“被引”由大到小排序,選取當年論文發表總量的前10%。

著作在中圖分類号為“D035”的基礎上,按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的系統選項進一步篩選。選擇語言為“中文”,資料類型為“圖書”分館為“全部”,起止年份為“1986-2016”,共選出1522本著作。為保證數據一緻性,參照論文抽取方法,等比例選取每年出版數量的10%。由于本文主要是對學科不同時期的重要研究主題進行較全面的可視化梳理,而不是對某個或某些經典主題進行詳細論述,因此主要選擇書名包含“行政學”“行政管理學”“公共行政學”“公共管理學”等概論性或教程性著作(但不包括培訓類、考試大綱或考試指南類書目)為樣本。

通過以上兩類數據抽取,最終選擇1986-2016年間的4737篇期刊論文(1986-1997年的316篇和1998-2016年的4421篇)和152本著作為研究對象(見表2)。


(二)研究方法及分析框架

由于數據特質不同,本文使用文獻計量法的專門分析軟件CiteSpace分析論文數據,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著作數據。

CiteSpace是一款通過繪制一系列可視化圖譜來分析學科演化潛在動力機制和探測學科發展前沿的軟件,通過對特定領域文獻(集合)進行計量,探尋學科領域演化的關鍵路徑及知識轉折點。[32]根據CiteSpace分析原理可知,關鍵詞(Key Words)是一篇學術論文中揭示研究主題的詞彙,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精髓,其形成的共詞圖譜的節點、聚類和色彩随着其特征值(頻次、中心性值、突現值等)的變化而變化,能夠反映不同時期的研究熱點或某一領域的總體特征與演變趨勢。CiteSpace的分析結果可呈現為Timezone View(時區視圖)、Cluster View(聚類視圖)和Timeline View(時間線視圖)三種形式,線條顔色由冷色到暖色表示時間由早及近。本文将搜集到的期刊論文數據進行格式預處理後導入CiteSpace軟件,并進行如下參數設置:時間段為1998-2016,時間片為1年,分析信息類型為“Key Words”,阈值選擇“top50”,剪裁方式選擇“Minimum Spanning tree+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

本文主要運用EXCEL2010等工具統計不同時期著作研究内容的頻次,以對研究主題進行内容分析。[33]具體而言,首先,以論文數據的階段劃分為基礎,将所搜集的著作進行階段劃分;其次,将著作目錄的章節标題作為二級分析類目,合并相同章節标題,得出其各标題的具體頻次;再次,結合論文的聚類分析和章節的具體内容,對著作的章節标題進行聚合、歸納與統計,将合并後的内容作為一級分析類目;最後,計算和比較不同階段一級分析類目所占百分比例的變化。


四、結果

(一)期刊論文研究主題的演變進程

1. Timezone視圖的階段劃分及各階段高頻關鍵詞

Timezone視圖通過将相同時間内的關鍵詞節點集合在相同的時區能夠得出研究主題的變化情況。本文首先以此讨論1986-2016年期刊論文的高頻關鍵詞。同時,為了更直觀地反映研究主題的階段性,将阈值設為大于40。根據軟件得出關鍵詞的階段性,并結合學科發展曆史發現,可将行政學研究大緻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986-1992、1993-1997、1998-2007、2008年以來(關鍵詞階段圖此處略去)。

在階段劃分基礎上,進一步統計了頻次大于40的關鍵詞及其詞頻、突現值和中心性(見表3)。由表3可知:(1)1986-1992年間的研究内容主要圍繞民族方面展開,例如“民族政策”“民族關系”等,且各關鍵詞的突現值和中心性值都比較高;(2)1993-1997年間的研究内容主要圍繞政府機構或行政改革等方面,例如“社會管理”“行政改革”等,個别高頻關鍵詞的突現值高,但中心性值卻沒有那麼高;(3)1998-2007年間的研究内容有所擴大,突現值和中心性值都進一步降低,例如“績效評估”“危機管理”“公共服務”“電子政務”“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4)2008年以來的研究内容主要圍繞社會組織和治理問題,突現值有很大提高,是四個階段中最高的,但中心性值都較小。可以看出,随着行政學的發展,各階段的中心性值逐漸下降,表明我國行政學研究逐步多元化和多樣化;而各階段突現值的波動則顯示了各階段的不同研究前沿及其突現程度的高低。例如,1998-2007年間的低突現值說明該階段的研究較分散,這也與該時期的行政學在“公共管理”的名義過度擴大了研究範圍相關;2008年以來的高突現值則說明該階段的研究由于大都圍繞着“治理”展開,使得學科研究前沿進一步聚焦。
 
需說明的是,在“頻次大于40”的條件限制下,表3中1987-1993年出現研究空檔,難以反映學科發展的主脈絡及其連續性。為此,降低頻次的條件限制(降為“頻次大于5”),進一步統計了1987-1993年主要關鍵詞及其頻次。其結果為,這一時期的研究除了包括“民族問題”“華人華僑”“東南亞”等研究,也包括“公務員”“體制改革”“政黨問題”“決策問題”“第三産業”“地方政府”等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相關内容。

2. Cluster視圖的聚類分析及各階段研究主題

為進一步分析各階段研究主題的分布情況,本文接着采用CiteSpace軟件Cluster視圖形式,對1986-2016年期刊論文的關鍵詞進行了聚類,并選擇按照關鍵詞命名各個聚類的方法,最終共形成了39個聚類。在聚類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根據CiteSpace自動生成的聚類信息列表Summarization of Clusters列出了行政學各階段的研究主題(見表4)。由表4可知:(1)1986-1992年間的聚類隻有一個聚類10,共26個成員,平均年份為1989,輪廓值為0.538,主要圍繞“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等内容;(2)1993-1997年的聚類主要為聚類6和7,分别為“社會保障”和“地方政府”等;(3)1998-2007年的聚類較多,主要為聚類14、11、5、16、23和4,主要内容為“危機管理”“行政倫理”“公共服務”“公務員制度”和“績效管理”等;(4)2008年以來的聚類主要為聚類1、0和2,主要内容為“國家治理”“電子政務”“公衆參與”等。

 

 3. Timeline視圖的時間跨度及其重要性

由于Timeline View是将相同聚類文獻放在同一水平線上,能夠反映各聚類研究的時間跨度和重要性,因此對1986-2016年期刊論文的關鍵詞采用Timeline視圖予以研究。由軟件輸出結果,行政學各個時期均存在多個不同的聚類或研究主題,但各個聚類發展的時間跨度各有不同,有些聚類的時間跨度很長,如聚類10等研究的時間跨度相對較長;同時,各個聚類的研究數量不同,因此其重要性也有所不同,例如聚類1、2、3等的研究數量較多,因此這些聚類的研究主題較重要。由此可看出,行政學在各個發展時期呈現以某一(些)研究主題為主,多種研究主題并存的現象。

(二)著作數據的補充

為補充行政學各個時期的主要研究内容,進一步梳理了各階段著作的研究主題,并計算了其百分比。由表5可知:(1)1986-1992年間的研究主題以“行政管理”占比最高,且其他研究主題也是“行政”的各個方面,如“行政領導”“行政機構”“行政職能”等;(2)1993-1997年間的研究主題以“公共行政”占比最高,其他研究主題多為“公務員制度”“公共關系”“行政倫理”等注重“公共性”的内容;(3)1998-2007年間的研究主題以“公共管理”占比最高,其他研究主題多為“電子政務”“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績效評估”等與管理學相關的内容;(4)2008年以來的研究主題以“公共治理”占比最高,其他内容也多為“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協同治理”等治理方面的内容。
  
五、讨論

(一)我國行政學30年的範式變遷:階段劃分及主題特征

我國行政學是從西方引進的,因此其階段發展與西方行政學有類似之處;但我國行政學也是建立在我國政府改革實踐基礎上的,[34]且我國不同時期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不同,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領域和主題,[35]因此,我國行政學的發展階段或範式也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36]

國内外很多學者對美國行政學範式進行了劃分。例如,歐文·休斯劃分為傳統公共行政範式、新公共管理範式和治理三大類型;[37]尼古拉斯·亨利劃分為政治-行政二分範式、行政原則範式、作為政治學的範式、作為管理學的範式、作為公共管理學的範式和治理範式等六大類型。[38]我國學者馬駿劃分為古典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學和公共選擇學四個階段;[39]薛瀾、陳振明等劃分為(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三個時期;[40][41]顧建光劃分為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三個階段。[42]綜合已有學者的劃分方法,本文将美國行政學的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傳統或古典公共行政、管理學、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圖1左)。

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由著作數據的内容分析和不同階段論文的研究主題可看出,我國行政學發展或範式大緻可劃分為四階段:1986-1992年的行政管理、1993-1997年的公共行政、1998-2007年的公共管理和2008年以來的公共治理(圖1右)。這不僅進一步驗證了前期學者們對我國行政學的一些概括的合理性,為其提供了數據支持;而且也将學者們的一些早期和後期的概括整合了起來,從而形成了對1986-2016年30年間我國行政學發展的總體看法。需指出的是,各時期實際上并不僅僅存在一種範式,一個範式産生後也并不會隻在一個階段存在,此處僅以主導範式對其進行命名。

1.行政管理(1986-1992):側重于研究一般行政管理和民族關系

1978年改革開放後,我國行政改革面臨行政效率低和現代化建設等問題,進行了兩次機構改革。與此相适應,1986年恢複後的行政學,強調行政效率,并以“一般行政管理”和“民族關系”等為主要研究對象。這一階段類似于美國的傳統公共行政時期。教材類等著作主要針對一般行政原則和組織機構進行靜态分析,以對行政學基礎知識進行介紹;期刊論文則強調了對民族問題的關注。這可能是因為:其一,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這一時期的民族問題研究又主要與政府機構相關,使得民族問題研究成了我國行政學初期研究的主要特色;其二,行政學剛剛恢複,很多人還不怎麼了解行政學,少數了解行政學的學者又将重點放在了教材介紹,故在這時期歸入行政學研究的很多論文其實也較缺乏真正行政學的視野。由于這一時期普遍将行政學叫做行政管理學,成立了中國行政管理學會,且周世逑和夏書章等先生先後出版的教科書也均以《行政管理學》命名,并出現了将行政機關和科學管理相結合的“管理熱”,[43]所以本文采取周世逑教授等的譯法,将1986-1992年的行政學範式命名為“行政管理”。 

在具體研究内容方面,“一般行政管理”主要研究了行政領導、行政機構、法制建設、行政職能、行政原則、行政環境、行政改革和行政文化等。例如,加強了對行政領導集體班子的合理結構、領導者的能力與素質等問題的研究;同時,加強了對行政機構的行政職能、行政原則、行政文化等問題的研究;此外,還加強了對行政改革、法制建設、行政環境等問題的研究。“民族關系”方面的研究則主要以維護民族團結、發展民族經濟和實現祖國統一為目标,加強了對民族政策和民族問題的探讨。


2.公共行政(1993-1997):側重于研究強調公平的公共行政和社會管理 

1993年以來,我國在經濟領域确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方向,在機構改革領域則主要以降低貧富差距和建立公務員制度為目标。同時,這一時期的學科研究與西方行政學的交流增多,西方行政學譯著增多,且以“公共行政”(包括地方政府和機構改革)和“社會管理”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加強了對“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問題的研究。特别地,與上一時期的“行政管理”不同,這一時期的學科研究突出了“公共”二字,強調了“社會公平”等規範價值的重要性。而且,這一時期對社會公平問題的關注不僅具有強調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的特點,[44]而且在事實上學習了很多“新公共行政”的做法,因此本文将1993-1998年的行政學範式命名為“公共行政”。

在具體研究内容方面,“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包括公務員制度、行政改革、地方政府、公共關系和行政倫理等。例如,加強了對一般公務員的研究,主張通過行政倫理等精神層面和法制監督等法律手段,提高公務員任務執行過程中的行為規範,以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體系,維護政府公共關系和社會公平正義;加強了對經濟和政治等體制改革的研究,探讨了維護社會公平的制度保障;同時,重視地方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和實現社會公平中的作用,加強了對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基本職能、府際關系、管理方式等的研究。“社會管理”研究則主要關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内容,例如系統研究了社會保障體系、對象、标準以及社會保險等方面的問題,以追求社會公平。

3.公共管理(1998-2007):側重于研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

這一時期,政府進行了針對公務員制度和社會組織管理的機構改革(1998和2003年);同時,随着1997年首次在研究生教育中增設公共管理一級學科,學科進入了以“公共管理”為名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的研究主題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等為主,研究對象主體也有所增加,由政府機構擴大到非營利組織、公共部門等,強調将私營部門的管理方式方法和市場機制等引進公共管理領域。此外,該時期的著作名稱也出現了“公共管理學”熱,因此本文将1998-2007年的行政學範式命名為“公共管理”。

在具體研究内容方面,“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關注電子政務、公共政策、績效評估、危機管理和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等。例如,随着政府管理工具和手段的更新,加強了對電子政務、績效評估、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等私營部門管理方式的研究;同時,由于該時期我國出現了“非典”“雪災”等衆多社會問題,因此加強了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公共政策和危機管理的研究。“公共服務”研究則主要關注服務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等。例如,圍繞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的目标,加強了對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作用和能力以及公共服務評估體系等的研究;同時,較重視非政府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作用,以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和質量。

4.公共治理(2008以來):側重于研究多主體參與的國家和社會治理

這一時期,政府進行了兩次機構改革(2008和2013年),以加強宏觀調控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加大了機構整合力度。同時,随着治理概念的引入,這一時期的行政學研究主題開始更多地從公共治理的角度進行研究,主要包括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等,強調了不同社會組織(包括公民、非政府組織、專家學者等)在公共管理中的參與,同時開始關注運用政務微博等先進技術手段和工具進行治理。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行政學在強調“公共”的基礎上,更加側重于“治理”,因此本文将2008-2016年的行政學範式命名為“公共治理”。

在具體研究内容方面,“公共治理”研究以推進公共治理體系和公共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标,加強了對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協同治理、電子治理、公民參與、地方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對應急管理的研究。“社會組織”方面的研究則主要關注各種社會組織和公共組織的權責範圍、參與方式、與其他主體間的關系、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等,将公共治理和更廣泛的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統一了起來。

(二)問題與反思:從效仿西方範式的追趕式發展到構建“中國範式”的迫切任務

我國行政學從1986年恢複後,用30餘年的時間,通過學習和追趕,走完了西方行政學100多年的發展曆程,取得的成績值得肯定;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從研究範式而言,我國行政學的發展還主要是學習、效仿和追趕西方行政學範式,還沒有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并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範式,這是我國行政學今後發展必須解決的重要任務。例如,就是2008年以來的具有高突現值的“公共治理”範式,也隻是對西方特别是美國治理範式的追随,反映了我國行政學獨創性、本土性、獨立性、國際影響力和引領性的嚴重不足。

1.對西方行政學範式的效仿及其問題

整體來說,過去30年我國行政學範式主要是對西方行政學範式的學習和效仿,這就使我國行政學最起碼存在如下三個問題。

(1)對我國傳統行政思想的挖掘較少。我國從西方引進了大量行政學理論,如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治理、網絡化、績效管理等,這大大豐富了我國行政學理論,加速了其恢複與發展,實現了與國際接軌。但是,缺乏對傳統的挖掘和與傳統的聯系,使中國行政學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遊離于中國核心價值和文化之外,不僅缺乏對中國思想和學術的實際貢獻,缺乏對中國實際問題的解決能力,而且缺乏國際獨特性和競争力。

(2)對我國社會現實問題和政府改革具體實踐的研究較淺。過去30年(甚至包括當下)我國很多研究主要表現為“機械性”地介紹西方理論,缺乏對這些理論在中國特定情境下的具體研究。而且,這些研究往往比較宏觀籠統,缺乏必要的聚焦、深度和具體性。例如,對“公共服務”“社會組織”“管理體制”“行政倫理”“和諧社會”“治理體系”等概念或内涵的研究較多,而對其具體操作性問題研究較少。對于在中國現實情形下,到底要做什麼、應該怎麼做等問題都沒有詳細清楚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45]

(3)對西方行政學的影響不足。從西方行政學範式變遷的研究主題來看,中國行政學的理論研究對西方行政學理論研究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反映了我國行政學本土知識輸出不足的問題。我國行政學研究已經恢複30年,雖然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初步達到了能與國際學術對話的階段,但其理論基礎還都是西方行政學理論,即使偶爾有一定程度的“中國化”,也很難引起西方學術界的興趣,未能形成一定的國際影響力,這與我國的國際地位極不相稱。

2.構建既有中國特色又能引領世界潮流的“中國範式”

我國行政學研究必須建立既有中國特色又能引領世界潮流的“中國範式”,建構既符合中國文化特點又能與世界溝通交流的包容性話語體系,[46]這可從以下三點着手。

(1)挖掘中國傳統行政思想文化。正如達爾所說,“人們不能認為公共行政學能夠擺脫這些條件作用(每個民族國家特殊的習慣習俗、制度化和行為方式、世界觀甚至民族心理)的影響,或者認為它能以某種方式獨立于和隔離于它在其中發展起來的文化環境或社會環境”。[47]我國幾千年治國理政的實踐是一種獨特的曆史行政資源,為發展中國特色的行政思想和構建系統的行政學研究“中國範式”奠定了基礎。一方面,我國是具有較強集權傳統的國家,與西方國家在曆史傳統、風俗習慣和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我國也是一個有着豐富管理思想和經驗的國家,如孔子提出的“以德治國”、老子提出的“無為之治”、韓非子的“依法治國”、隋唐創建的選官體制及曆朝曆代的豐富行政實踐和經驗等,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行政學曆史遺産。

(2)回應中國重大政治和公共管理現實問題。中國行政學應該集中精力研究那些百姓關心、執政者棘手的問題。[48]我國正處于巨大的經濟社會變遷之中,國家轉型和變革為學科研究提供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大問題和經驗素材。[49]我國行政學者應立足于我國行政改革實踐,運用多種方法深入研究我國行政和公共治理各方面的問題,建立中國特色的行政學思想、理論和方法體系,提升我國行政學的學術自信和理論自信。

(3)提高“中國範式”的普适性。中國行政學應該樹立大國行政學應有的學術抱負,用中國經驗去豐富世界和國際行政學理論。一方面,基于中國國家轉型經驗,要運用科學的方法形成自己的概念,構建中國本土化概念和理論體系;另一方面,要積極參與國際學術對話,以檢驗和提高中國行政理論在其他國家、地區和文化的适應性和普遍性,提高我國行政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和競争力,為世界行政學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感謝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周志忍教授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藍志勇教授對本研究的寶貴意見和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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